美国舆论分析认为,股市震荡反映了市场对美中贸易战的深切担忧。

文/《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
责编/刘霞

东西:让“相思湖作家群”充满生机

2018-11-13,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公示了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名单,广西民族大学东西入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生于广西天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与广西作家鬼子、李冯并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

上世纪80年代,作家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人们除了阅读,没有更多的精神食量可以享用。所以崇拜作家,这是东西想写作的原因之一。东西读的是师专,毕业后要分回家乡当教师,只有写作才可能改行,才可能离开偏远的县城。那时的东西,一心想去到外面的世界,因此他开始发表作品。

《把嘴角挂在耳边》,写的是未来世界人类已经不懂得笑了,需要有老师专门辅导怎么笑。《请勿谈论庄天海》写谁都没见过庄天海,但他却像影子一直伴随着我们。《痛苦比赛》写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美女征婚的唯一条件就是谁痛苦就嫁给谁。《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父亲是盲人,儿子是聋人,儿媳妇是哑巴,他们利用彼此的健康器官达到了有效的沟通,让那些耳聪目明的人顿感无语。

东西的文学创作获奖无数。1998年,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得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后悔录》分别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奖”和《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奖”;他还获得“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2015年出版《篡改的命》,获得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被《华夏时报网》评为“2015年华夏年度十大好书”,入围《新京报》2015年年度好书。

从1995年的《耳光响亮》到2005年的《后悔录》,再到2015年《篡改的命》,东西基本保持了10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他说,十年出一部长篇,在这个一切皆“快”的时代,确实有懒惰的嫌疑。但是,他喜欢这样的节奏,原因是自己需要这么一个时段,让上一部长篇小说得以生长,而不想在它出生后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长篇把它淹没。他认为,写长篇就像种树,它需要“养护”,需要够多的肥料、阳光、雨露以及风霜的滋润和折磨。

2005年,东西调入广西民族大学,成为驻校作家。当时,中国各地高校正在形成驻校作家制度,一大批知名作家走进校园。

美国有评论家说,“一个驻校诗人胜过多少个教授”。这种制度的成效颇为显著,活跃于美国当代文坛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许多都出自各大学的这种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在中国,作家王蒙2002年受聘出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顾问、文学院院长时,就向校方提出聘请驻校作家,让他们在海大进行创作及开展教学交流工作。在王蒙的引荐下,毕淑敏、迟子建、张炜等作家先后受聘于海大成为驻校作家。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都陆续引进驻校作家制度。

作家走进校园有什么好处呢?东西认为,作家在校园的环境里能坚持他的创作,“当时有个口号:5年内,如果作家还是作家,引进就是成功的;如果作家成了优秀的教师,那么引进就是失败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学校不缺教师,缺的是作家。作家就是要有作品出来,要有时间保障他能搞创作。”

“作家到大学里,最根本的是推动文学教育的深化和普及。”东西说。他认为,如果把写作比喻为做木工,那作家就是木匠。木匠讲的是直接经验,学生们更容易听得懂。好的作家在学生中就是一个写作榜样,而榜样是可以模仿的。所以,驻校作家制度,学生是直接受益者。学生受益,高校就受益。另外,作家授课时会不断地充实和更新知识,这使作家的思维不板结。而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能让作家保持初心。“如果有思想的激荡,那是这一制度最大的收获。”

东西坦言,广西民族大学对创作很重视,1996年就提出了“大写作”的概念,既包括了所有文本形式和体裁的写作,同时,更提倡写作的人文性,以“立人”为目标,“作文先做人”,将写作提升到既强调知行合一,更强调主体品格锻造的高度来认识。

广西民族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这一批作家队伍被中国评论界称为“相思湖作家群”,他们有的在国内具有知名度,有的是广西文学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而东西、凡一平、黄佩华等,正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凡一平为电影《寻枪》、《理发师》的编剧)。

除了文学创作,包括将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带研究生和搞大讲座。“除了我们自己讲,我们还请了全中国著名的作家,或者全世界有名的汉学家来讲,这一块是民大最突出的。比如我们请了余华、韩少功、刘醒龙、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宇、著名文学评论家阎晶明、陈晓明、张清华、谢有顺,还有《收获》《人民文学》《花城》《作家》《散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的的编辑到校,举办‘名家、名刊走进民大系列讲座’。这些人进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学生听余华讲一个下午,可能比其他老师讲三天都有用。”

东西作品《篡改的命》(俄文版)封面及封底。

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写作热情产生了积极影响,学校有二十几个学生的作品发表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上。东西所带两个研究生的诗歌作品,今年6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们已跻身90后作家的代表。今年《作家》杂志又推出“广西民族大学创意写作”专辑,发表了十几个学生的作品。

“所以,这样的活动是有效的。”东西称。

“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指导文学社创作。到目前为止做了14届‘相思湖文学社’现场作文大赛。全区高校的大学生在同时段进行同主题的创作,参加的人数累计有十多万人次。我们虽然立足于广西民族大学,但活动辐射到全区高校。这些作品中好的,我们就推荐发表,还集结出版,目前已出版过两本。”

东西认为,驻校作家进入校园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国际交流。“因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要翻译出去,我自己的作品现在已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瑞典文、越南文、日文、韩文,这样的过程其实相当于我们又拥用了一支汉学家队伍。”

在2017年6月于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的“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上,包括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汉学家罗鹏(余华《活着》英文版翻译)在内的,来自美国、韩国、捷克的著名汉学家相聚相思湖畔。“我们的学生可以直接面对全世界的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这在广西高校是绝无仅有的。”东西感叹。据他介绍,今年下半年他们还将邀请俄罗斯的汉学家和出版社来和学生们谈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同时,还会请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跟学校文学院对接,谈合作和华语文学的发展。

历届民大领导对写作的重视也令东西充满了感激。“学校给我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对文学、文艺创作作品等纳入科研奖励的范畴,而很多别的大学是没有这样的做法的。这对创作和劳动是承认的。同时,学校领导理解创作,不必要的会议就不必让我们参加,在考核方面区别于一般科室,给我们一定的创作自由和自主权。”

对东西来说,驻校作家是作家最好的归宿。

张旭:构建外语学科新方向


2016年,广西民族大学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外国语学院院长。经过报名申请、资格审查、竞聘演讲、考察和公示等环节,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福建工程学院的张旭教授于2016年11月底被任命为民大外国语学院院长。

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发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文件规定,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少涵盖本学科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5个主干学科研究领域中的3个”。

这一规定透露出一个信号,即我国外语院校沿用了几十年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标举“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 意味着外国语言文学开始跳出从前以国别、语种为界限的学科(如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格局,进入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外语学科新格局。

面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院之长的张旭,也在对外语学科建设的新方向进行新的思考和规划。

“自2014年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独立出去后,外国语学院现只有英语、法语、翻译三个本科专业,且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无法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因此,在专业建设方面,我们将借力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夯实现有本科专业基础的同时,新增商务英语方向,努力筹建阿拉伯语本科专业,这样我们的语种就更加齐全,而且也更具针对性。在研究生培养层面,我们将发挥现有的师资优势,寻找新的突破,2017年底成功地申报了翻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张旭说。

“双一流建设”是当今国内高校建设中的一个时髦词语,同时也是众多院校全力拼搏的目标。张旭表示,广西民大目前在自治区内高校的综合实力排位相对靠前,争创一流大学也是学校“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任务,同时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学校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之一,也是自治区一流建设学科,“争创一流自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重任。”

这些年来,张旭始终认同一个说法:“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科。”同时,他坚信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三大因素: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学科带头人,稳定的学科团队,可供其成员发表作品的学术阵地。而且上述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否则就注定该学科发展不会健全。而在学科建设中,人的因素又最为关键。一个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往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盘活一个学科。因此,在张旭的规划中,始终会把人才因素放在中心位置。

张旭坦承,广西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起来,有区位上的劣势。要让人才“走出去”,就是鼓励并支持现有的师资队伍出去读博、深造。而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学校的全力支持。另外,在人才使用和激励方面,张旭认为,引进人才固然重要,但用好人才并充分调动各自的积极性更为重要。“为此,我们首先要让各位高层次人才看到希望,因为只有看到希望,他们才会有所展望,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乐于奉献,勇于拼搏,开拓创新。”

作为博士生导师,张旭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兴趣兼及英美文学、史学等,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史研究领域成果颇多。

在张旭看来,翻译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问题,要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要熟悉并且把握学术语言规范等其他诸多方面,因此翻译活动对于译者的中英文功底和文化修养要求都很高。

张旭著译颇丰,在湖南、福建、广西任教期间,先后有《中国英诗汉译史论》《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林纾年谱长编》《近代湖南翻译史论》《陈宝琛年谱》等学术成果。

张旭着眼于现代理论界,结合自己近年的几个研究个案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开始探索翻译史研究的若干新途径。

2017年4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临广西考察时提出,广西有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广西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张旭将目光放在了广西合浦。合浦县位于广西南部,北部湾畔,南流江入海口,“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比泉州还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合浦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连接点,当时陆路从长安(现西安)出发,经河南、湖北、湖南,再从湖南入湘江,到广西经漓江、南流江,到合浦,通过合浦港扬帆出海,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在广西北海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合浦汉墓群中出土的波斯陶壶、红花玛瑙串珠、粉色琉璃串珠、琥珀等一一在列。这些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等地区输入的舶来品,见证了合浦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对外通商历史。

张旭认为,合浦可挖掘的东西太多。“走在丝绸之路上,会牵涉到一个问题:语言不通,这就涉及到翻译。我现在找到最早的《汉书·地理志》中的文献,上面记载当时的人们到了印度洋之后,因语言不通无法再往下走了。所以我目前正在挖掘这一块,想做一部广西翻译编年史。这个项目目前学校已经重点立项。”

同时,今年7月,张旭所在的外国语学院申报的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翻译文献整理研究中心也正式得到学校的立项资助。

张旭认为,翻译作为跨语言与跨文化的活动,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下一步,他想发起成立一个中国翻译史研究学会。“近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多是引用别人的理论,但是中国翻译史这一块是我们独家看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把它整理出来,是完全可以和国外对话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为世界知识宝库贡献中国智慧。”

韦树关:为民族语言“立言”


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那一年,18岁的韦树关考取了首届壮语专业。毕业后他从全校27个人中脱颖而出,考进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于壮侗语族语言文学专业继续深造,专攻壮汉语言比较研究。为此,学校还专门奖励了他100元。而那时,一个毕业生的工资也仅只有58元。

1990年,硕士毕业的韦树关回到母校广西民族大学。1993年9月至次年6月,他作为互换教师赴越南河内外语师范大学讲学。为了与当地人交流,韦树关开始学习越南语。由于没有基础,入门比较困难。但他没有退缩,坚持每天去市场买菜,用越南语与老板聊天,回来后翻阅相关书籍巩固知识。靠着点滴积累,三个月后,韦树关已能跟越南人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了。

初接触越南语时,韦树关隐约感到它和壮语有联系,壮侗民族与越族的祖先都是西瓯和雒越,越南语和壮语在语法上也很相似,两种语言都有大量汉语借词且读音相近。带着浓厚的兴趣,韦树关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以壮侗语研究为基础,伸出两翼,进行平话方言研究与东南亚语言研究。

研究民族语言,就必须下田野采集第一手资料。韦树关曾跑遍广西壮语9个土语地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说普通话存在的问题。他在每个地区设点,对不同地区人的发音进行录音,以此了解壮族人说普通话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做针对性的研究。他根据材料完成了《壮族人学习普通话语音难点突破》一书。

2004年,韦树关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广西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子课题“京语研究”的研究工作。为收集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他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多次到“京族三岛”进行调查。调查中,他发现全国两万京族人中会说京语的不到7000人。如此濒危的语种,要找到一个民族意识感强且发音标准的人并非易事。发音人的文化水平不能太高,避免与家乡传统文化联系断层;但也不能太低,一般是寻找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当地人。语言收集过程枯燥漫长,京族人沿海而居,经常出海,发音人少有能坚持下来的,这为调查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完成后韦树关根据材料写成《京语研究》,全书80万字,是国内目前京语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专著。

一次韦树关带着研究生到融水县做调查时遇到县城发大水,街道被淹,只能靠船出行。加上停水停电,他们饿着肚子,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吃到饭。“困难已是家常便饭,克服一下就行,只要调查能够顺利进行。”韦树关感慨地说。他在田野总能跟当地人打成一片,自然沟通。“韦老师是到一个山头唱一个山头的歌,各种方言都会一点。”学生樊苏乐说道。

2012年11月起,韦树关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文)专业是广西民大文学院的特色专业。2013年,文学院获得博士点授予单位资格,壮语文特色专业可谓功不可没,它给学校的博士点建设增添了更加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

经过多年建设,该学科现为学校3个博士点的二级学科之一,形成了以壮侗语族语言文学研究见长的学科特色。现有壮侗语族语言研究、中国与东南亚跨国民族语言比较研究、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广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等四个相应固定的学术研究方向。韦树关认为,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自治区,也是壮侗语族的大本营,有十分丰富的语言、文学、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源,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利于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

韦树关在古壮字、喃字等“类汉字”方面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类汉字,也叫汉字系文字,是指历史上一些民族利用汉字及其偏旁,仿造汉字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方块文字。在中国南方,10多个少数民族在汉字影响下创造了类汉字,主要有古壮字、古布依字、古侗字、古仫佬字、水书、古毛南字、古苗字、古瑶字、喃字(京族)、古哈尼字、古白字等。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所记载的文献,涵盖了这些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记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韦树关2016年申报的《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及其文献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掌握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的传承现状,进而分析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对策和建议。

韦树关称,本项目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数据库技术,建设南方少数民族民族类汉字文献数据库,实现这些文献的数字化、可读化,使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文献真正成为中华大文献、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及其文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十多年来,韦树关一心走在民族语言研究的道路上,并取得丰硕成果。已出版专著6部(独著2部),辞书2部,发表论文70篇,承担科研课题12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一等奖1项(第二作者),二等奖2项;教学成果获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2013年,韦树关被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聘为“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特聘专家,这只是他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的众多智力服务中的一项。而这,对于一个常年脚踏土地的民族学研究者而言,是一项无上的荣誉。

雷福厚:脚踏实地搞科研,一心一意育人才

潜意识里,化学教授都是不修边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另类人群。但面前的雷福厚衣着得体、语速适中,精神焕发。很难想象这个儒雅的知识分子竟然是理工科的教授,而且每天都和实验室那些带着刺鼻气味的试管和装着各种试剂的器皿打交道。

1998年,33岁的雷福厚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化学化工系工作。这个湖北土家族男子带着家眷自此扎根广西。2000年任化学化工系副主任,2001年获得教授职称,曾是广西民族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003年化学与生态工程学院成立,雷福厚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这个院长一当就是9年,2012年雷福厚调任科研处处长,2017年离任,在教学与管理双肩挑岗位任职18年。

除了身兼教学与管理,雷福厚还有多个学科职务身份:广西民族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带头人,广西林产化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广西林产化学与工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东南亚特色生物质资源高质化利用联合实验室主任,还担任中国林学会林产化学化工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会理事。

雷福厚说,我们搞科研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坚持“脚踏实地”的发展思路。所谓“脚踏实地”,就是面向本学科科学技术前沿开展研究,围绕国家、广西重大科技需求,不断创造国内外高水平成果,切实解决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服务于广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开展学术研究提升个人科研能力方面,雷福厚以身作则,起到了表率作用。他在松香松节油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主持完成国家、广西科技项目各级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50多篇被SCI、EI收录,申请发明专利15项,获授权专利8项;获得第八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广西科技奖2项。完成的科研课题在企业成功应用,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5年参加工作的雷福厚,至今已经在教师岗位上奉献了三十多个春秋。讲台下,年年都是新面孔,不变的只有雷福厚那颗赤诚的心。时代在变,学生的素质、心理和接受能力也在变,如何将这些看似枯燥的学科知识以一种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授给他们却是雷福厚永远都在思考探究的课题。

雷福厚承担《高分子化学》《林产化学工艺学》《功能高分子材料》等课程。化学类专业实践性很强,传统的教学理念重理论轻实践,实践环节少、形式单一、手段落后。为此,他致力于在学生中建立理论和实践并重,创新来源于实践的理念在课程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结合自己在科学研究中了解的学科前沿和取得的最新成果引入到课堂教学,这些做法激发和鼓励了学生的创造思维和求知欲望。

2011级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黄剑波说,“雷老师的课没有同学敢打瞌睡,因为老师的讲课思路环环相扣,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节奏了。走神的时候最怕雷老师的即兴提问了。”

2008年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优先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和大力发展4大新兴产业,工业产值达2700亿元的钦州石化产业园等一批特大型企业相继开工建设。广西民族大学的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专业存在的“人才培养目标模糊、专业基础薄弱、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原有的课程体系已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此,雷福厚带领的“面向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化学化工类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与实践”课题组对化学化工类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和实施,设立特色鲜明的专业方向及课程体系。以“为广西经济发展培养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应用型化学化工人才”为目标;以“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内容对接教师的科研成果”为策略;以“循序渐进与质量优先,专业优势与持续发展,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为原则,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人才需求,优化了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该项目2009年获得自治区教改工程立项,并获得2012年广西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年获得广西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教书育人,要刚柔兼济。“老师要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来教育,要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每周不是五天工作制而是六天制,许多研究生周六依然会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雷福厚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名言是雷教授对学生讲得最多的。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收的喜悦。2010年10月,雷福厚指导的本科生设计获得“仲远杯”华南地区化工设计创业大赛银奖1项,2005年以来,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获得广西高校化学化工类论文及设计竞赛一等奖6次,二等奖3次;培养博士、硕士50多人。雷教授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脚踏实地的科学创新精神,深得学生敬爱,2014年被评为广西教学名师。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雷福厚无论是对所处社会环境的解读还是对工作和人生的思考都带着时代的印记。作为学科带头人,雷福厚常常要求自己,尽量不要给老师们增加烦恼,不搞内耗。大家一心一意地做事情、谋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事业留人,环境留人”。

在很多场合,雷福厚都不断复述着这样类似的话,并自豪于他的学科团队,雷教授2010年牵头申报并获得了化学工程与技术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年牵头申报的“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广西教育厅“十二五”博士点建设规划立项。经过六年的建设,以雷教授为第一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8年通过国务院学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该博士点的获得使全国30多所民族院校理工科博士点获得了零的突破,雷福厚为广西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伍广津:让龙舟精神在民大传扬


一条龙舟,承载着历史与文化,划过了千年时光,更从中国划向世界,展示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采。

“入水!”一声令下,队员们奋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坚实的肌肉随着动作一起一伏。龙舟犹如离弦的箭,在碧波荡漾的相思湖上来去如飞,激起阵阵波涛。

这是广西民族大学龙舟队训练的一幕。

伍广津是龙舟队的主教练,也是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艇龙舟分会副秘书长,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先进个人”称号。28年前,就是由他创立了广西民族大学第一支龙舟队,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与龙舟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龙舟队,伍广津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广西民族大学龙舟队成立于1990年,当时组队的目的是陪伴广西龙舟一队,参加1991年在南宁市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赛。但没想到的是,伍广津率领的校龙舟队,在那次龙舟赛上却从配角成为了主角,并一举夺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十足的“黑马”。

1991年以后,校龙舟队在广西的实力与知名度明显提高。因此,在后续的1995年第五届(昆明)、1999年第六届(北京)、2007年第八屇(广州)、2015年第十届(鄂尔多斯)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赛中,均代表广西参赛,且都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2004年开始举行的第一届南宁国际龙舟邀请赛至今,广西民族大学龙舟队包揽大部分冠军。

2006年10月,在天冿瑭沽举行首届中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暨国际大学生龙舟邀请赛中,广西民族大学男子龙舟队获得500米国内、国际两个组的两项冠军,轰动了整个赛场。

2007年,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国际龙舟赛中,广西民族大学龙舟队,又获得大学生锦标赛的冠军。广西民族大学龙舟队,在中国大学生龙舟协会及世界大学生龙舟协会中,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龙舟队几乎成了广西民族大学的一块活招牌。

当然,伴随龙舟队的也不仅只有成功。

2005年,伍广津带着他的龙舟队赴天津参加国际龙舟邀请赛,意外铩羽而归。伍广津久久不能从失利的阴影里走出来,为此,他选择了退出龙舟队,把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龙舟队托付给了另外两个老师。伍广津离开的一年里,龙舟队成绩平平,队员们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斗志,而这一切,伍老师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6年的暑假,南宁正是最热的时候,不少龙舟队队员还没有回家,他们恳切地希望伍广津老师能够重新回归龙舟队。终于还是割舍不下,7月30日那天,伍广津终于表态重新归队。

7月31日,所有队员全部返校,8月1日早晨6点半,民大的田径场,24名龙舟队员无一缺席地等候在那里。

“得了,我一看,人那么齐,有希望!”伍老师说,“当时心里真的很感动!”

在长期的训练和比赛中,伍广津和他的同事不断摸索,查阅资料,结合队员自身轻、小、巧的特点和精、快、灵的优势,创造出一套“独门”的小臂力量训练方法:每组手指张合230次,每次五组。之所以要求230次,因为500米的赛程不会超过230浆。他还通过单腿屈蹲练习法,提高队员们腿部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400米跑、三公里长跑、十组引体向上等专项锻炼,为队员们打下了体能素质的坚实基础。此外,水上模拟实战训练也使得队员能更快地进入比赛状态。

根据水上划水特点,伍广津教练还设计了陆上专项技术力量训练器械供队员们使用。由于器材历史已久,为了节约经费和保证同学们第二天能照常训练,伍广津经常晚饭过后来到器材室修理器材。

龙舟队员们平时训练用的桨也是特别制作的,比一般比赛用桨要更大更厚重一些。这就好比绑着沙袋跑步,正式比赛的时候轻装上阵,就会更加游刃有余。

“如果我不想办法把龙舟队的成绩提上去,就太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了。”伍广津这样提醒着自己。

身为教练的伍广津,把队员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他将学校发的水果拿出来做奖品,组织“水果杯”篮球赛,让队员们在辛苦训练之余放松身心。

一天的水上训练结束,从邕江上岸的队员们身心俱疲,而伍教练早已买好了正宗的宾阳酸粉犒劳大家。大家在邕江边吃得不亦乐乎,对于队员们,龙舟队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伍广津教练就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细心呵护着他们。

28年来,伍广津始终默默坚守着龙舟队,当年的一腔热血,到如今更多的已经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和割舍不下的情感。

“一个强大的龙舟队应具备奉献、激情、责任感、荣誉感等精神,一个思想统一的龙舟队才会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舟共济、吃苦耐劳、团结拼搏是我们的龙舟精神。”伍广津说。

他相信,不仅在过去,在未来,龙舟精神,都将成为所有广西民大人的财富与骄傲。

李富强:壮心、壮志与壮学

1981年,年仅16岁的李富强幸运地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第一届学生。

7年后的1988年,李富强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之后,他来到了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直至2002年3月,被广西民族大学(时为广西民族学院)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在工作过程中,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壮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说到选择壮学研究的缘由,李富强说,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它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的柳江人,从百色盆地的史前手斧,到左江花山壁画,从精美绝伦的壮锦,到古朴浑厚的铜鼓,从千年不厌的五色糯饭,到万载不衰的壮医,其文化辉煌灿烂。如今壮族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和地缘关系,壮族自古与东南亚民族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现在又处于与东南亚交往的前沿地位。但相对而言,长期以来,对壮族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与壮族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符。作为一个广西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者,有义务有责任研究和宣传古老、伟大的壮族,传承和弘扬其光辉灿烂的壮族文化。

1991年,广西壮学会成立是“壮学”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壮学,李富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壮学是一个古老的新生儿,它从历史中走来,稚嫩中透出沧桑,因为它凝聚着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壮学,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雄心,它不仅要探究壮族,而且要探究更多的同根民族、相关民族,不仅追溯历史,而且关注现实,放眼未来。

李富强依托壮学会的发展,深耕壮学研究。1999年,他凭借专著《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等成果,成为广西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2003年,他又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受命组建了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在推进华南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的发展中,李富强的造诣颇深。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壮族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了《壮族社会生活史》等一系列壮族研究成果。《壮族社会生活史》全景式展示和深刻分析了壮族社会生活的历史,是壮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2015年,该研究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国家级奖项),2014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开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方面,李富强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配合“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李富强主持完成了“骆越人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研究”、“花山岩画和左、右江流域现存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对花山岩画的认知研究”等课题,发表了《对左江流域岩画的新认识》等成果,为申遗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13年,李富强开始中国-东南亚铜鼓的调查和研究。以中、老、英3种文字写成的《中国-东南亚铜鼓·老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由李富强主持的“中国-东南亚铜鼓”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这是世界上第一项对老挝铜鼓文化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作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对老挝铜鼓及铜鼓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包括老挝古代铜鼓的来源、古代和现代使用铜鼓的族群文化,以及铜鼓文化的现状等,都做了探讨,提出了新颖的观点。

广西有铜鼓研究的传统,但到李富强开展铜鼓调查研究之前,前辈老去,后继乏人,这一学术传统堪忧。经过他近5年的努力,以项目凝聚队伍,整合力量,已基本建立起一个比较整齐的学术梯队。这个包括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平方软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有民族学、考古学、东南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电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这个团队包括有老、中、青年学者,有博士、硕士、学士,有资深教授,也有年轻的讲师和助理研究员。近五年来,这个团队创造性地开展了艰难但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中国-东南亚铜鼓研究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在铜鼓研究的优势和主导地位。

2017年,李富强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铜鼓研究已上升为国家重大项目。

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李富强一方面通过吸纳青年学者加入创新团队,使青年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提升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形式,培养人才,为壮学研究储备力量。

在李富强看来,壮学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因为它不仅要诉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指点一个民族的未来,它更要阐述一种传统,探寻这种传统与新时空的协调与交融。

龚永辉:寻找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的“和壮员”


2018-11-13,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和谐素质建导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的发起者龚永辉,成为孜孜不倦追求各族人民和谐壮美生活理想的研究员。

1990年,龚永辉完成《族际识俫》,解释民族识别遗留的“俫人”民族成分难题,论证“俫人”为我国仡佬族的一支,为政府解决“俫人”民族成分悬案提供了学理依据。随后又用八年,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民族意识调控说——民族识别与民族理论的文化自觉》。这是龚永辉早期奉献的“和壮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和“文化自觉”学术思想,成为龚著中充满活力的“和壮源”。费孝通赞赏《族际识倈》“搞得很好,很漂亮”,并为《民族意识调控说》题写了书名。从此,民族理论界接纳了龚永辉这位拿着普通师范历史系本科文凭的“和壮研究员”。

然而,“民族意识调控说”跟传统民族理论存在的客观差异,使得龚永辉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实际中,遭遇了教纲、教材、教学叠加的“三难”考验。于是,他开始利用“第二课堂”迂回,结合素质教育开展“从假说到实验”的课外活动。1998年,组织了二百多学生进行“八桂精神扫描”;1999年,设立“我们与我们的故乡创新实验”,拉开了跨世纪的“八桂校园乡情文丛”写作序幕;2002年,1170多位在校大学生联合撰写的百册丛书《相思湖文龙》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成思危副委员长亲自撰文代序。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推出了以“十二条”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龚永辉迅即切入课堂,启动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过程生活化和育人目标现代化的“三化”改革。实施“一轴两翼”的战略,成功打造了具有“十二和”壮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课程自驭舟”。教育部于2007年认定这门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龚永辉会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严庆(图左 ),为其展示《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公共课程教学规范。

2009年,龚永辉领衔以《从传统教学到混合式学习:〈民族理论与政策〉十年课改》获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12年,再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精品课程的内涵提升与多维辐射》获同级同类特等奖;2013年,龚永辉主讲的“民族和谐发展情趣建导课堂”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016年,龚永辉教学团队录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成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7年,团队录制的“私播课”《民族大义五十六讲》经国内11所院校二十多位同行参与刷新,转到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开放,推动高校《民族理论政策》以精品资源慕课化为导向的课程供给侧改革。

2013年10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临“和壮课堂”调研,当堂提出两个尖锐问题:当前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如何找到总书记讲的“最大公约数”?龚永辉撰写了《两“最”之问的三“字”答卷》进行了1.8万字的论述。龚认为当时我国民族观领域呈现了一个虚幻而令人困惑的“川字格局”:在仿苏民族理论宣传话语和仿美国家主义决策意向两大对撞观念之间,以中央十二条为标志的创新体系在理论界的认同度和社会上的认知度却还不够,就如同“川”字当中那短短一竖。我国民族问题领域“最大分歧”的根源,在于伴随中国化过程的民族理论“熵增”引发了两大思潮对撞的“熵爆炸”。只要实事求是减熵增信、与时俱进永续创新,就能以“永字八法”化解“川字幻局”,在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建设中找到“最大公约数”。俞正声同志亲阅并批示,全国政协办公厅作了专函回复。当年9月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回答了“最大分歧”的有关各方,以“八个坚持”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精神原则跟《答卷》的建言吻合。

2016年,《答卷》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类)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龚永辉获得的第三个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2010年,论文类),第二个是《让和谐化成民族的素质》(2014年,著作类)。这些一等奖涵盖了广西社科优秀成果的三个颁奖门类。与此相关,龚永辉被授予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2017年受聘为国家民委下设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研究中心”高端智库专家。同年,作为首席专家应标,获立国家社科基金规划“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重大项目。

目前,这位一直在关注“和壮”、追寻“壮和”的壮乡学者,正结合自己主持的重大项目,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理论研究室创办《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集刊。他希望通过这个园地团结更多的同行,一道寻找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当好新时代最大同心圆的“和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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